這幅畫體現了人們對古典古代崇高價值觀——斯多葛主義、自我犧牲、慷慨、愛國主義——的重新興趣,這些價值觀影響了十八世紀下半葉的藝術家、作家以及政治家。它給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當時在倫敦工作的本傑明·韋斯特帶來了立即的讚揚和喬治三世國王的贊助。韋斯特在這裡描繪了羅馬歷史上的一個戲劇性的插曲。備受尊敬的日耳曼尼庫斯將軍被暗殺後的遺孀阿格里皮娜帶著她被殺丈夫的骨灰抵達。當她出發去面對提比略皇帝時,一群哀悼的公民向她致意,人們普遍認為提比略皇帝策劃了日耳曼尼庫斯的謀殺。為了進一步提及古代,韋斯特以最近出土的羅馬祭壇 Ara Pacis 為中心群進行建模,並將人物畫成冷白色,就好像它們也是用大理石雕刻的一樣。當代觀眾應該能認出這個經典典故。
「我的小提琴讓我看到了很多性格,」威廉·悉尼·蒙特 (William Sydney Mount) 在談到音樂的啟示力時說道。小提琴家站在畫作的中心,用他的旋律讓聽眾平靜下來。飽腹感和一杯紅酒也是昏昏欲睡的原因。左邊那個戴著高帽子和留著鬍鬚的人標誌著他是中產階級,而右邊那個抽雪茄的人戴著紅色帽子和粗呢大衣則表明他是工人階級。芒特借鑒了公認的陳腔濫調,但在描繪這兩種社會類型時避免了諷刺。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費爾南·萊熱逃離德國佔領的巴黎前往美國,戰爭期間他在全國各地旅行和教學。在這幅畫中,萊熱捕捉了他在紐約經歷的現代生活的活力和活力,他對百老匯的摩天大樓和明亮的霓虹燈特別著迷。 Не 將這種活力轉化為旋轉的形式和大面積的原色帶,在表面上旋轉,擺脫了萊熱早期受立體派影響的作品所特有的限制性幾何形狀和線條。 Z8-E0654